吴秀琼1919年出生在江苏南京，是家中长女。父亲做布匹生意，家境尚可。5岁时，吴秀琼被送到当地私塾学习，但随着弟弟妹妹的相继出生，母亲让她休学在家照顾弟弟妹妹。9岁时，她刚读一年小学，又被叫回家帮工。
1933年，14岁的吴秀琼在南京仙鹤门小学就读。每天放学回到家，除了帮忙做些家务，她就靠读一份《江宁农报》打发时间。她喜欢读报纸上的随笔和散文，也留意到了这些文章的其中一位作者——伯斯。
两年后，吴秀琼见到了学校里新来的徐老师，那时她16岁，而徐老师也不过是个刚刚毕业的18岁师范生。在吴秀琼眼里，徐老师只比自己大两岁，却什么都懂。除了国文，他还教植物学、农学甚至乐理。一次，徐老师给她看一本剪贴簿，里面收录着他的作品，吴秀琼看了又惊又喜，后来她在给徐老师的信里写道：“原来伯斯是徐老师……在那时，我已是您的一个忠实的读者。”
徐老师名叫徐云震。据其自传记载，他1917年出生在江苏丹阳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人一边务农，一边开杂货店。
徐父不想儿子重走自己的路，拿出五六十块大洋，供儿子在丹阳城里读高级小学。
15岁时，徐云震考进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在那里，徐云震不仅要学习30多门科目，如园艺、缝纫、文化课程、农业知识、生理医学等，还要参加农作劳动，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仙鹤门小学。
日子久了，年龄差距不大的师生二人渐渐熟络起来。吴秀琼会主动找徐老师帮她辅导功课。放假了，徐云震也会邀请她来学校玩。他们一起讨论社会见闻、谈鲁迅和巴金的作品。
相识一年后的1936年，吴秀琼小学毕业，到当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就读，徐云震则继续留在仙鹤门小学教书。两人分开后依然保持联系，很快，全面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吴秀琼所在的学校准备西迁，徐云震想带着她去往后方，可吴秀琼患了伤寒不能同去。
随着战事愈发严峻，想要离开变得愈发不可能。11月，淞沪会战结束，苏州、无锡、常州在短短16天内相继沦陷。不久日军又侵占南京。12月13日，一场长达6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发生了，人的生命犹如草芥。
为了活命，吴秀琼一家逃到了偏僻的江心洲上。他们长期借住在潮湿的碾坊里，满身是疮。
没有经济来源，8口人吃饭也成了问题。吴秀琼把头发剃光，穿上父亲的衣服，扮成男孩子，才敢带着弟弟妹妹们外出捡柴火、打芦蒿。
一边是日军的屠刀，一边是饥寒交迫的现状。吴母做出选择：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乡。
1938年5月，一家人冒险回到南京。在自传中，吴秀琼提及她在路上看见一处江岸上“死尸遍地，东一个西一个”。好不容易回到家，她又发现整个镇子都被烧光了，她和家人已无家可归。
回到镇上后，父亲重新做起布匹生意，母亲开辟了一片田地，一家人努力生活。
安顿下来后，吴秀琼更加惦记徐云震。南京沦陷后，两人彻底失联，她想找人却连个大概的地址都没有。如此过了两年，直到1940年初，吴秀琼收到了一封来自桂林的信，署名是“云震”。
原来在两人失联的近3年里，从南京到桂林，徐云震几乎一路上都碰到了惨烈的战争，一路走一路退。
1937年7月，仙鹤门小学不得已关闭，师生们被告知回家。徐云震在自传里写道，最后一次走进教室，他在黑板上挥笔写下一行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转身离校。
淞沪会战打响后，在昔日老师的介绍下，徐云震到了扬州的私立小学任教，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报纸。
可不满一个学期，扬州的局势也骤然紧张。12月，徐云震前往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
1938年1月，日军向安徽凤阳、蚌埠进犯。几经辗转，徐云震去了徐州，可是此时台儿庄激战正酣。随着撤离徐州的命令传来，人们四散奔逃。
1938年5月，徐云震到了汉口。一位昔日的老师邀请他前往桂林汉民中学共同办学，他同意了。
汉民中学创办于1936年，1937年11月因战乱从南京迁至桂林。
在那里，徐云震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此时已是离开南京的12个月后了。徐云震也惦记着吴秀琼，他还记得她家的住址，就写了一封寄往南京的信。
收到信后，吴秀琼既喜悦，又心酸：“（您）遭尽了人生痛苦，受尽了风霜折磨，可是我不能分担您丝毫的痛苦。您病了，我不能在您身旁看护，想来却是悲痛。”
此后的7年里，100多封信件往返于两地之间。徐云震的别名为“鸣”，吴秀琼的则为“琼”，他们给这些书信起名为“鸣琼鸿简”。
1940年夏天，吴秀琼写给徐云震的信
那时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的邮路时常中断，有时，吴秀琼的回信迟迟未抵达，她却先收到了徐云震的下一封信。战况激烈时，寄出的信常被付之一炬。除此之外，信件还要经过日本人的审查。但他们有各种办法传达信息：把日本写成“××”，把“日”字写成“⊙”，把汪精卫写成“水王”“水旁王老头子”，将国民党的“国”写为“□”，将“兵”写为“丘八”……
可惜的是，吴秀琼收到的书信如今已全部遗失，留下的是徐云震收到的75封信。
重新联系上的两人像所有热恋期的情侣一样，彼此互诉衷肠。1940年夏天，吴秀琼写道：“您的信，千万言语固然好，就是只字片语，我也欢喜。读了您的信，焦燥（躁）的心田便松凉许多。炎热的夏天也好像春日一样的温和，酷烈的太阳也变成月亮似的。”
中秋时她写道：“往年，您客居他乡，中秋佳节，您仰见明月，俯想故乡，思念爷娘……但是二十九年（1940年）中秋，我相信您又多了一个琼妹的念思了。”
过去吴秀琼从未离开过南京一带，在战火纷飞时，却萌发了前往桂林与徐云震团聚的念头。可是母亲哭着不同意，父亲告诉吴秀琼局势严峻。
被父母阻拦后，吴秀琼改变计划，她告诉徐云震：“如来桂不成，预备去投考模范中学。”靠着自学，1940年11月，她考进了南京一所师范高中。
吴秀琼来桂林的计划落空后，徐云震也离开了桂林，先转到贵阳，后又前往昆明。1942年初，两人已经相距四千里。
1944年，相恋4年的两人决定私订终身，吴秀琼谋划着前往昆明。在信中，她写道：“我想，还是狠一下心，要求给我去西边，现在家中的情形该不用我有何牵挂，不妨借此机会去寻点有意义的‘生’‘活’。”
但计划再一次落空。那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吴父十分担忧女儿的安危。信中吴秀琼向徐云震转述父亲的意思：他愿意支持女儿和徐云震在一起，但是订婚最好等徐云震回来。
当年9月，徐云震考入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他在自传中如此解释：“爱人在南京，自抗战起就没见过面，回去后如果不能取得大学资格，总觉不对劲。这时我已经28岁，只想学一套‘本领’，混一个资格，去实现‘教育救国’。”
他的理想得到了吴秀琼的全力支持。一心求学后，徐云震的生活一度拮据。吴秀琼设法给他汇款，又替他回到他的家乡丹阳看望其家人，向他报平安，“将来您徐云震变成乞丐，我也是要投向您的怀中的，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她在信里向徐云震许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南京光复。本是爱人重逢时，可由于学业未完成，加上时局动荡，徐云震不能马上回南京。不过，两人间的书信往来比以往更频繁了。光是12月，吴秀琼寄往昆明的信就有5封。1946年3月20日，两人在报纸上宣布订婚。
徐云震和吴秀琼相隔10多年的重逢照，也是他们的第一张合影
一年后的1947年7月，已毕业的徐云震终于回到南京与吴秀琼重逢。“鸣琼鸿简”完成了它的使命。两人跑去拍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那时吴秀琼28岁，徐云震30岁，离这对爱人相识已经过去12年了。
7个月后，当时的《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们的结婚启事。1948年2月1日，两人在南京完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久违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取名徐梅、徐竹。他们希望孩子们能有与梅花、竹子一样的品格：正直、勇敢、进取。
夫妻俩始终没离开过教育事业，直到60多岁退休也没闲下来。
相对于婚前的轰轰烈烈，两人婚后的爱意在细水长流中更显平淡和温馨。
休息日，夫妇俩会带着孩子们到玄武湖边漫步。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母很合拍，他们会一起读报纸、听广播、讨论时事，也偶尔一起演奏乐器，一唱一和。母亲性格开朗活泼，父亲也很俏皮，拍照时会展开双手，摆出古灵精怪的姿势。
2000年3月20日，徐云震作诗一首：“六十年前此时日，日寇侵凌烽烟急。劳燕分飞各西东，鱼雁断绝暗自泣。忽为上苍怜游子，传来故乡爱信息。此生难忘三二〇，地久天长亲为蜜。”
在诗的下面，他写下注释：“1940年3月20日，全面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我流落桂林，忽接秀琼自南京寄来‘定情’喜讯。从此‘320’就成了我们每年甜蜜回忆爱情的日子。”
这样的纪念日，他们过了60多年。2000年，吴秀琼患上了尿毒症，随后是长达5年的治疗时间。
妻子在医院治疗时，80多岁的徐云震总是独自拄着拐杖出门，步行3站路，走到医院看她。病情严重时，吴秀琼每个星期要去医院做3次血液透析，他也去3次，次次不落。
2005年9月的一天，一家人到饭店聚餐，拍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徐云震端着碗，将饭菜喂进妻子的嘴里；另一张是徐云震将妻子拥吻在怀里。
3个月后，86岁的吴秀琼去世。后来的10年里，徐云震常会喊着妻子的名字。2015年9月7日，徐云震也走了，享年98岁。
2021年，孩子们把留存下来的75封书信和其他资料一起交给了南京市档案馆。他们认为，父母交往的书信，不仅仅记录着两个人的事情，也是那段历史的缩影，在档案馆里，这些资料更能发挥社会价值。
南京市档案馆宣传处处长王伟也很感慨，他说，正是那份相思之苦让这些书信能跨越烽火，飞到两个人的手里。正是他们对这份感情的坚持、对国家和民族抱有希望，才让他们坚信终归会团聚，这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