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书房统称书斋，并非只是藏书、读书的地方，更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场所便是书斋，往往位于僻静之处，简约朴素，或供主人寒窗苦读，或供三五文友小聚，是文人的“迪斯尼乐园”。
书斋，顾名思义，就是读书的房间，现在称为书房，是古人藏书、书写（书法和写作）的地方。
旧时，并非所有人家都有书斋，仅大户人家才有。热衷功名的秀才，如果家里穷，读书的地方便是一间破屋，不能称为书斋。
书斋需要安静，所以一般位于宅院偏僻处，面积也不会太大，太宽敞会影响注意力，不能使人精神集中，也不可油漆味过重，气味过重会影响读书。书柜等一应家具都很朴素，但光线必须很好，环境必须清静，使人感到神清气爽。
主院内一般不设书斋，往往将其设置在别院内，或设置在后花园，便于文人徜徉和思考。但书斋与主宅之间会有小门相通。有条件的人家，必在书斋窗外植藤萝，让绿色植物爬满外墙。譬如新安县张钫将军的书斋，名为“听香读画之室”，藤萝遮盖了大部分墙壁，即使到了冬天，无叶的藤蔓也很稠密。不栽植藤萝的，也要在书斋内摆上盆景，或是一盆兰草，或是一丛文竹。靠近窗子的地方，放一个鱼缸，养锦鲤三五条，读书时眼睛疲劳，可以看看鱼儿游动，放松一下神经。
书斋的主人，不管会不会弹琴，必放古琴一把，也不管懂不懂书画，墙上必挂字画。文友来访时，礼让对方操琴或评品字画，都是不可缺的雅趣。书斋中的坐椅，主人有一把，为来访者准备几把。书架设在右边，藏书因个人爱好而定。
古人的书斋，本质及功能和今天大不相同，是一个文化综合体，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古人的书斋是文化传承汇集点。书籍乃前人社会经验之总结，书斋主人在此读书和思索，便是承接文化，所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诸葛亮未离“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都是因为书斋接通了历史和现实，成了文人的研究院。
第二，书斋是精神家园，是个性的发酵池，也是文人的自留地。文人只要离开书斋，便进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社会常态之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约束，只有回到书斋后，才能找回一点点自我，创造力才得以迸发，产生新思想，创造新艺术。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是在书斋中完成的。
第三，书斋有文化渗透力，可以影响社会众生。唐代刘禹锡的“陋室”，自解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自从有了《陋室铭》，文人再怎么贫穷，也不感到自卑，居所面积再小，也不妄自菲薄，而且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个书斋名号深入人心，已经渗透到历史深处。
著名画家李可染把他的画室（亦是书斋）命名为 “师牛堂”，并解释说“牛给予人类的多，取之于人类的少。人人学此精神——多给少取”，人们便会受到他这种奉献精神的影响。历代文人为书斋命名时，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都有寄托，都能影响后世。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书斋因此命名为“绿天庵”，人们便知他练字刻苦，于是学书法时便下苦功。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活到老，学到老”，这当然也会激发后人终生读书之志。
书斋是最具个性的建筑，书斋名号可直接显示主人的性格。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所以他的书斋即是“聊斋”。
书斋命名时，最后面的那个字，除了常用“室”、“堂”、“斋”之外，还可以用“居”、“庵”、“阁”、“庐”、“楼”、“村”、“屋”等，近代大学问家叶圣陶的书斋名为“未厌居”，其意已经很明白。明代文学家张溥，为了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先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反复六七次，便可背诵如流，其书斋取名“七焚庵”。闻一多年轻时求学于外，利用两个月的暑假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他成为教授后，常常通宵达旦做学问，很少下楼，书斋于是命名为“何妨一下楼”。柳亚子的书斋名为“羿楼”，梅兰芳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都能反映出主人的爱好和秉性。
陶渊明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可拿来形容书斋，书斋虽在宅院内，不在深山中，但因其主人“心远地自偏”，所以使人“思接千载”并“视通万里”，从而使文人实现精神上的畅游，这可以说是书斋的最大功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