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5岁的申纪兰是此前不久才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她有些不敢相信。第一次从家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去北京开人代会，乡里给她找了头毛驴。那时，毛驴还是不错的代步工具。但是大山里坡太陡，石头山上的小路，让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吓得不敢骑。
“我们这儿没路，4天才能来到北京。从我们平顺县出来，7个小时才能到长治，羊肠小道，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申纪兰说。
先去长治，再从长治倒“班车”去太谷，再从太谷坐火车到太原，辗转到北京，已是4天以后。
申纪兰说：“我没有想到我当上人大代表。开完会，毛主席跟我们照了相、握了手。”
申纪兰和1200多名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她清楚地记得这部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事实上，申纪兰这个原本平凡、普通的劳动妇女，正是因为大胆提出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典型。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当选副社长。按照当时社里的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妇女下田一天只记5分工，这“老五分”的规定，严重挫伤了妇女们的积极性。姐妹们说，这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儿。“规定就是两个女的顶一个男的，因为说妇女没技术。旧社会封建思想看不起女同志，看不起妇女。我说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不公平，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分，我急得慌。”申纪兰表示。
看着姐妹们受委屈，申纪兰较上了劲。她提议，开展男女劳动竞赛，结果她干得比有的男劳力还好。“既然男女干一样的活，那就该记一样的工分”。申纪兰说：“我们没输，妇女技术也不低，也没落到男人后面。这点连男人都说话了，‘哎呀，这个可得给记上工分了，这个就得给你们记上’。”
申纪兰当时没有意识到，她带领西沟村妇女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男女同工同酬，在西沟村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以后，最终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
申纪兰表示：“通过宪法以后，大家都高兴，高呼‘共产党万岁’。宪法有规定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了法就好办了。”
从1954年的中南海怀仁堂，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申纪兰是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的小毛驴，到今天的高铁、飞机，从平顺到北京，每年，这条路她都要走一趟，春夏秋冬，来来回回，她越走越明白，“人民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她说：“当代表就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当代表是代表群众说话，不是代表个人，个人就不用当代表。”
申纪兰至今珍藏着一张第一届人代会山西代表团的四位女代表的合影，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最右边是申纪兰。她穿了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衣服的风格衬托着她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气息跃然眼前。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的共和国和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
妇女代表，农民代表，这就是申纪兰对自己的定位。曾经有人问申纪兰：“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她回答，“忠诚。”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
申纪兰：真正在脱贫致富上，有些路是修好了，还有些不够，要继续完成修路建设问题。脱贫致富奔小康，要把农业做好。
申纪兰：合作医疗，一家有病，大家支援，大病大报，小病小报，不但能在县里面瞧好，而且还能到长治，还能去北京，没想到的都得到了。
一样的申纪兰，这些年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西沟村。经过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家乡当年光秃秃的石头山，如今已成绿水青山，松柏种在山头，杨树长在沟壑。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当年的合作社又承担起了新的功能，她带领村民植树、开厂，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不服输的申纪兰如今想得更多的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俺们不能掉队！”
回想伴随共和国走过的70年，面对获得的“共和国勋章”，她说，“俺就是个农民，还是要多为农民办事。”谈到未来，申纪兰说的最多的还是两个字，“奋斗”：“要幸福就要奋斗，不奋斗就没有幸福，我们山上这些树，要不奋斗哪能长起来。奋斗就是胜利，奋斗就是幸福，奋斗就是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