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光老师，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和1946年上期）任攸县临时中学校长。那时攸县沦陷，原来在县内外求学的学生都回家了。在外地工作的一些学者、教授、专家也都纷纷避难家乡，赋闲在家。为了不使家乡子弟在战乱年代失学，以彭镜扶、贺壮予、张德光等几位攸籍学者为首，倡议创办有高中、初中、简易师范三部的“攸县临时中学”。
张老师原就学北京大学，抗日战争中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他主持“临中”校政时，以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校务为榜样，大力发扬“兼容包纳”的民主作风和对于学生极端爱护的精神。当时，全校师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少老师、同学带回了进步书刊，如《新华日报》《文萃》《时与文》《观察》和《大众哲学》等等。这些进步书刊，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因此，同学们思想活跃，各种“学社”组织和学习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如攸县东乡学生组织的“东方学社”，在学校就很有影响，他们创办的《东方》墙报，经常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腐败。张老师看了，从不责难，甚至还进行保护。有一次几个思想反动的同学，在黑夜里将《东方》墙报撕走，准备向县三青团头子告密。张老师知道后，亲自出面，晓以大义，使事件得以平息。
张老师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教育学生说：“时代不同了，好好学习，把握机会，奔好前途。”还经常请进步教师，如刘佛年、蔡华冠、张梓敬、唐士义等给学生和职员上大课，作讲演。因此，学校的学习空气和民主空气特别深厚。
1946年上期，“临中”由万桥迁至六轮陂，张老师接任“临中”校长。那时，遭日寇大劫之后不久，农民贫病交加，缺吃少穿，无医无药。《东方学社》的同学发起募捐救灾，张校长首先慷慨解囊。正当青黄不接的季节，反动政府却派兵催粮。数学老师苏贤林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县警察局五花大绑地劫去县政府。广大师生闻讯都怒不可遏，以《东方学社》同学为首，发动高中部同学，奔向县政府，要求放人。县长龟缩不出，同学们气愤地砸了警察局。这下子好象捅了马蜂窝，警察们如临大敌，刀出鞘，枪上膛，把同学们团团围住，同学们也随地捡起石头、砖块和缴获的枪支，准备还击，流血惨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校长闻讯赶到，他满怀对反动政府的愤恨和对学生诚挚的爱护，站在学生与警察的中间，面对警察高呼：“不许开枪！”转过身又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有理，但他们是一群亡命之徒，我们要以前途为重，不许硬斗。”说话时声泪俱下。同学们听了张校长的话后，丢下手上的砖头、石块和缴获的枪支。情况得到缓和后，张校长带领学生代表与县政府谈判。在谈判桌上，他大义凛然，斥责警察局的非法行为，维护学生的正义行动，县政府出席谈判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赔礼道歉，燃放鞭炮送苏老师回家，并答应惩办肇事者。由于张老师巧妙的斗争策略，避免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反动气焰，赢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以后，县政府虽然多次寻衅，却因为张校长的巧与周旋，而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从此以后对“临中”却更加恨之入骨。
1946年暑期，学校放了暑假，学生分散，县政府趁此机会强令停办“临中”，还打算扣留几个思想进步的老师，不让其出境。张老师在与县政府研究怎样安置学生转学或介绍回原校等问题时，迅速果断地把已引起国民党县政府怀疑的几个教师秘密安排离开攸县，使他们扣留进步教师的阴谋受到挫败。
张老师离开家乡40多年了，但他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和关怀爱护青年一代的精神，永远铭记在同学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