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客家人多达一亿之众，这真是一个壮观的数字！客家人和洛阳、和河洛地区有深深的渊源，客家人“根在河洛”。
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圈与河洛人
所谓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关于它的具体范围，一般的界定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郑州、开封，南至汝州、禹州，北至安阳、晋南，大体相当于今豫西、豫中、豫东一部、豫北、晋南地区。
需要提及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河洛文化的研讨中，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学术界还有多种不同提法，这里我们选录几例以供大家参考。
朱绍侯先生曾指出：“(河洛地区)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
2002年10月，在郑州举办的河洛文化与台湾学术研讨会期间，朱绍侯先生、沙旭升先生都曾谈到，开封禹王台的康熙所题“功存河洛”匾额等可以说明，所谓河洛地区，向东应包括开封在内。
河洛地区的主要辖域，即古河南地，又称河洛地。关于古河南地，陈昌远先生曾这样表述：“它指黄河由河曲、渭河而东，中经砥柱之险，过孟津、洛河，流出大伾，开始散为荥播，这一大段大河之南地。”
薛瑞泽、许智银认为：“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
程有为认为：“从自然地理讲，河洛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隅，西起华山，东至豫西山地与黄河下游平原交界处，南自伏牛山、外方山，北至太岳山(又称霍太山)，包括伊洛河流域、涑水流域、沁水流域及汾水下游地区。从现代行政区划来说，就是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及陕西东部一小部分，包括河南省的三门陕市、洛阳市、郑州市、许昌市、焦作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及开封市西部，山西省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南部，陕西省的渭南市东部和商路北部。”
李玉洁认为，“河洛文化的地域应包括以洛、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洛，指的是洛水；河，指的是黄河中游地区，即‘三河’。三河，则是河南、河东、河内”， “三河地区就是‘天下之中’，河洛文化之‘河’，应该理解为‘三河’之‘河’”，“其地域概念当是指洛河与大河(黄河)流域”。
关于河洛文化圈，朱绍侯先生指出，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衔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开封、南阳、许昌、安阳、商丘都是“坐落在河洛文化圈内的城市”。
许顺湛先生认为：“河洛文化圈向西伸入关中，向东可以到达豫东。”
还要提及的是，在6次河洛汉人南迁浪潮中，第一次以西晋洛京为中心，第二次、第四次均以光州固始为主。那么，光州固始和河洛地区是什么关系呢？
光州，南朝梁置，地处今河南省东南部一带。固始县，唐、宋时属光州，新中国成立后，曾隶属信阳市，现为河南省直辖县。清代乾隆《光州志·附余卷之四·光州志略序》云：唐之光州(包括固始县)，“北枕汝颍，东护淮风，南带齐安，西接申唐，盖河洛之奥区，战守之要壤”。由文中的“盖河洛之奥区，战守之要壤”可以看出，光州及固始县和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关系密切。
固始县作为河南省的一个县，它就在我们所说的“河洛文化圈”内。
据邢永川《“河洛”初考》一文称，在中国25部所谓“正史”中，“河洛”一词共出现了108次，其中用于地名意义的情况最多。而地名所涵盖的范围大小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微观的，专指洛阳；二是中观的，或指洛阳地区，或指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流域；三是宏观的，指今天的河南省，甚至可以成为“中原”一词的代名词。
在河洛文化命题提出至今30多年的研究中，虽有不少研究者对河洛地区的范围在大小广狭界定上有别，但河洛地区的中心是洛阳盆地、是洛阳，则几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
依朱绍侯先生所说，河洛人，“顾名思义，就是指居住在河洛区域内，或指居住在河洛文化圈内的人”。
河洛汉人六次南迁述略
朱绍侯先生讲：“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几次北方人大批南迁的潮流，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三次说、五次说，还有六次说、九次说，而且每一种说法都可以从史书中找到实证。”“在每一次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客家人根在河洛’原因也在这里。”
下面我们简略叙述一下河洛汉人的6次南迁。
第一次，西晋“永嘉南渡”。《晋书》云：“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又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云：“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五胡”入扰，再加上自然灾害(《资治通鉴》载：永嘉三年，“夏，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永嘉四年，“幽、并、司、冀、泰、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给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广大汉人难以生存下去，纷纷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浪潮，这便是今日各地客家人、闽南人的第一批先民。
关于此次南迁人数，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一书中说，到达长江流域的至少有70万人，另有20万人没有到达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境内。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称，从永嘉之乱到拓跋焘攻宋，北方人口南迁将近百万。依《晋书·地理志》所辖地域一户五口计，“共有人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陈寅恪认为，“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此次南迁，是客家民系形成史上时间最早、人口众多、整个民族文化中心南移、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南迁。
第二次，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泉州、潮州一带发生“蛮獠啸乱”，光州固始人陈政率领府兵3600人出泉州、潮州一带平乱。陈政去世后，其子陈元光袭位，最终平定了暴乱。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奏请于泉、潮二州间设漳州，武则天(时驻神都洛阳)册准建漳州及属县，陈元光任刺史。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陈元光被宋高宗追封为“开漳圣王”。
第三次，安史之乱也引起一部分人南迁赣、闽，也有一部分人进入岭南。李白在《永王东巡歌》其二中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可见此次北人南迁，也形成了一次移民高潮。
第四次，黄巢起义、唐末战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率5000名将校南下，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进入闽南，先后占领泉州、福州等。王潮死后，其弟王审知袭位。公元933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称帝，都长乐(今福州市)，国号闽。
第五次，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不久高宗赵构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原人民也大量随宋室南迁。此次南迁人口多数聚居江浙，也有进入福建,“避地岭声者”。
第六次，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恭帝投降，此后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相继扶持端宗和宋帝昺辗转于福建、广东沿海区域，开展抗元斗争，有很多客家人也随抗元军流移各地，特别是在抗元失败后，元军到处追捕宋军及其家属，这就引得原来迁居闽粵的北方人，向福建、广东边远山区迁移。
客家民系形成
朱绍侯先生指出，所谓客家人，“是指北方迁居南方(闽、浙、湘、赣、两广)后，没有和当地土著人融合、通婚，并保存汉族血统、文化和习俗的人……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民系”。
前面已经提到，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后，张世杰等人扶持端宗等，开展抗元斗争。失败后，元军到处追捕宋军及其家属，早期迁居闽粤的北方人，向福建、广东边远山区迁移。朱绍侯先生指出：“经过此次大的变乱后，客家人已从自在的群体，演变为自觉的群体，汉族的一大支系，客家民系终于形成了。”
清人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叙述客家民系形成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军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家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天不祚宋，厓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湘、粤边境，毗连千数百里之地，常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相率迁居该地焉……所居既定……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
朱绍侯先生认为，以上记载说明了客家人的来源及其形成时间、居住区域和客家人得名的由来。据此可知，客家人形成于宋元之际，而在此之前南下的北方人，则只能是客家人的先民。
黄火兴、黄钰剑、陈美豪认为，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中原南迁汉人，主要是自两晋以来由中原南迁的汉人。至目前为止,在客家族谱中仍未发现记载有先祖是秦汉时迁来的中原汉人。
这里举一个事例，如今的大埔县(今广东梅州市属县)共有142姓，据1988年年底统计，全县共有101088户468749人，却没有哪一姓哪一家的族谱家谱记载自己的祖先是在两晋之前来的；相反，各姓族谱却明确记载着他们的开基祖是唐宋或南宋时由中原南迁至赣闽粤的。又据《大埔县志》(1992年版)载，今大埔百姓居民，均称是唐末黄巢造反及南宋末迁入的。这两次南迁，“许多由北方，沿江、浙、闽、赣，流徙到广东梅州、潮州。民国《大埔县志》载：宋代播迁之祖，各族(姓)均保有坟墓，而世系亦历历可考，转徙之迹，历世不忘，族谱记载，尤极详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