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是一种时代语言，服装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前，洛阳男子穿大衫子（长袍），新中国成立后穿中山装，并把穿中山装看成是很体面的事情，尤其是男同志结婚，一定要以中山装为礼服。
中山装按说应该好找，但记者找了老半天，才在一家百货商场的4楼找到了一个经营专柜。营业员说，中山装目前还有市场，顾客多是离休老干部，至于年轻人，从这里走过时，只是好奇地看一眼。
曾几何时，中山装可是全国成年男子都想穿的服装。就拿记者本人来说，起码穿过10年中山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街上随处可见中山装的影子，而且以蓝色居多，“中山装，浪打浪，眼前全是蓝海洋”，这话一点儿不夸张。
老城东大街81岁的高连海老人对记者说，洛阳解放前夕，城内很乱，许多商铺都关门了，一些大的商号迁离洛阳，剩下的绸布商号只有4家，市场很萧条。洛阳解放后，市场秩序很快恢复，尤其是裁缝铺，生意很火爆。为啥？换装呀！新中国成立以前，城里人一般穿侧面开襟的大衫子，有钱人家的女子穿旗袍；农村男子穿对襟短衣，妇女穿侧开襟的短衫，很少有人穿中山装。新中国成立以后，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多，裁缝铺里有的伙计会做，有的不会做，裁缝们就相互学习，都学做中山装。
洛阳第一批穿上中山装的人，都很爱惜这种新式服装，每次出门前都要照照镜子，干活的时候，专门戴上套袖，生怕弄脏了衣服。那时候人们爱说，中山装有文化，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代表“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
说起“三民主义”，就该说说中山装的来历了。
关于中山装的由来，共有四种说法，都与孙中山有关。第一种说法是：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进行革命活动，为了节省开支，授意在此开洋装店的广东人黄隆生设计了中山装，主要吸收了西装和越南华侨服装元素。第二种说法是：孙中山以中国便服为基础，借鉴西装的硬领及多个口袋等元素设计了中山装，并于1916年委托宁波“荣昌祥”老字号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三种说法是：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居住，将一件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服装店请裁缝改为便服，改成之后既像便服也像西装，还有点儿军装痕迹，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第四种说法是：1923年，孙中山就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样式繁琐，穿着不便，又不适合国情，于是亲自设计了中山装，借鉴的是南洋华侨穿的“企领文装”。
《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中归纳为：“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山装最全面的说法。
中山装的最初款式为立领、前门襟、9粒明扣、4个压爿口袋，背面有后过肩、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1922年中山装改为立翻领、7粒明扣，下口袋为老虎袋。后又改成现在的款式：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3厘米宽的插笔口。
史载孙中山穿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穿西装那样要配衬衣，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 看来孙先生是想改变西装一统天下的局面，让中山装融入诸多中国元素。
民国政府曾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革新了中山装的造型，赋予其新的含义：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呈倒笔架形状，寓意以文治国。其二，门襟上五粒纽扣，寓意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为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其三，袖口的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四，后背不破缝，寓意国家和平统一。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的治国理念。
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当时革命党人都以身着中山装为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领袖大都穿中山装，所以群众便以穿中山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热爱，使其成为新中国的一款标志性服装，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毛泽东就特别喜欢中山装，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所以西方也称中山装为“毛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亿万中国人大多穿中山装，并在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和有上进心。
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学教师都穿中山装，风纪扣都系得很严，为不让汗渍沾染衣领，就用勾针勾一条白色缕空的假领，附在衣领里边，假领脏污后可拿下来清洗，然后重新装上，这样就不必经常洗整套服装了。做中山装的布料，用得最多的是华达呢，这种面料厚实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风格相得益彰，使其显得沉稳庄重。当时做套中山装，需要十六七尺布料，手快的裁缝一天能缝制一套，最快两天做三套。中山装的色彩，常见的有蓝色、灰色，这两种颜色朴实、庄重，为当时的人们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