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维祺(公元1587年—公元1641年)，字介孺，号豫石，谥号忠节，洛阳新安人，明末著名理学家，因曾在洛阳建明德堂，又被称为明德先生。他为人刚直，为官清廉，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著述丰厚，有《明德堂文集》《孝经本义》《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传世。
心系苍生
吕维祺天资聪颖，自幼学习理学。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他考中进士，同年八月被授山东兖州推官，掌刑狱。
当时的兖州牢房，虐囚现象严重，当地有“一入其中，便登鬼录”的说法。吕维祺决心革除这一弊病，每次问刑，必先问有没有虐待囚犯的，若查实有虐囚现象的，就对牢房官吏进行严惩。在吕维祺的严格管理下，兖州的虐囚现象基本绝迹。
吕维祺在兖州任职期间，时刻以百姓为念。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兖州遭遇严重灾荒。吕维祺下乡询问百姓疾苦，向上级陈述灾情，请求救济。他还捐出家资接济饥民，积极奔走设立粥场，修建茅屋，收容难民，使万余人得以活命。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南京户部告急，吕维祺被委以重任，升任南京户部侍郎，总督粮食储备。当时，南京户部亏空严重，使得军队粮饷短缺，以致出现士兵骚乱，整个南京地区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吕维祺在南京展示了他超强的理财能力。他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置会计簿，严惩贪官污吏，搜查私吞款项者。为保证粮源充足，他还严督屯田，从源头抓起。经过三年的努力，南京仓庾渐充。
传播理学
吕维祺从政之余，不忘治学，终生致力于传播程朱理学，创办了许多讲会、书院，讲学传道。
自宋代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洛学”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就成为“理学名区”，崇理风尚浓厚。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大兴，文人学者云集洛阳，这里成为王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的重镇。
王阳明心学入洛始于河洛名儒尤时熙。在尤时熙的门生中，“孟化鲤最著”，而吕维祺又是孟化鲤的高足。吕维祺继承尤时熙、孟化鲤的学说精华，将王阳明心学和河洛地区传统的程朱理学相结合，最终成为河洛理学名家。后人将他与尤时熙、孟化鲤并称为“洛西三先生”。
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专权，毁天下书院以建祠堂。各地官员阿谀逢迎，纷纷为魏忠贤建生祠。吕维祺不愿同流合污，他在洛阳建芝泉讲会，广收门徒。
吕维祺又建七贤书院，七贤即北宋的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及明代的曹端、尤时熙、孟化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吕维祺在洛阳成立伊洛大社，又称伊洛会、伊洛社，讲学于程颢祠。据《明德先生年谱》记载：“(伊洛会)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
推崇《孝经》
吕维祺的父亲吕孔学是洛阳名儒。吕孔学幼年丧父，与孀母相依为命，事母极孝，有“仁孝公”之美称。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吕维祺对孝的理解更为深刻。吕维祺一生所学，以《孝经》为宗。他曾说“一生精神，结聚在《孝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相传因曾子问孝于孔子而作，全书以孝为中心，围绕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悌等观念，较全面地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书中称孝是诸德之本，国君可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用孝立身理家。此书对古代读书人影响很大，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为其作注。
吕维祺终生研习《孝经》，他在为《孝经》作注的《孝经本义》中，认为“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传帝王之心，通贵贱之分，因爱敬之良，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
吕维祺说到做到，达到了知行合一。他对父亲极为孝顺，父病时，他“口尝汤药，衣不解带”，日夜侍奉在侧。出仕后，吕维祺在孝顺父亲的同时，忠君护国，最终以身殉节。
以身殉节
当时的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在洛阳期间，霸占良田，专横跋扈，搜刮民财，无恶不作，又逢旱、蝗两灾相继，致使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吕维祺力劝福王拿出钱粮救济百姓，福王惜财如命，不听规劝，吕维祺只好“尽出私财，设局赈济”。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农民军围困洛阳。守城明军缺衣少食，福王屯粮数万石却不肯犒军，以致李自成的军队攻城时，明军哗变，献城投降。
当日城破之时，吕维祺曾劝福王自杀，以免受辱，可福王没有这个勇气。李自成下令将这个养尊处优的王爷处死，并将其肉与鹿肉掺在一起下酒，称“福禄酒”。
据《吕明德先生年谱》记载，李自成及其部下钦佩吕维祺的人品和学识，欲将其释放。吕维祺严词拒绝，称“生尚书，不值一钱”，遂北向拜皇帝，哭曰“圣恩未报，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然后“从容引颈就刃，死之”，终年55岁，后被谥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