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在《半生缘》中，张爱玲运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叙述主题中。张爱玲对人生的体味和女性悲剧命运的敏锐洞察力与小说中营造的悲凉故事世界是难解难分的。她对世俗生活的喜爱以及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使得《半生缘》中描写的烦人俗事回荡着浓浓的悲凉情调。书中所展现的不止是一场爱情悲剧，更是一场女性命运悲剧。
如果按照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有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悲剧意识几乎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还是欢场里的交际花，亦或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都生活在各自的悲剧中。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用悲凉哀怨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饱受双重折磨的女性形象。
这篇故事的发展，顾曼璐和顾曼桢俩人的关系为读者们透露一个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性在男性文化中，往往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是男性主流的破坏者，亦是同谋者。在《半生缘》中，这讯息就充分表现在曼桢、曼璐的姐妹互动关系里。
由于丧失生育能力，曼璐生活在随时被丈夫踢出家门的恐惧之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训示下，这种因为生育或者不能生养男孩，而害怕被丈夫抛弃的恐惧感，正是构成女性传统恐惧的其中一个主因。就在曼璐害怕丧失地位的传统恐惧中，最后竟把自己的亲妹妹视为可以成全她保有身份的贡品。
曼璐虽然对糟蹋她身心的男性社会--她舞女的身份充分说明了此点--表达了不满，但同时却又没能逃离压抑现场，她非但不能反制，反而成为儒家宗法父权的串谋者，让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逼奸成孕。因此，在贡品和符号的意义之外，曼桢也成为曼璐讨好丈夫的一种中介者。在主流文化下的闺阁政治叙述中，这故事表现了女性与父权体制复杂的联系：即女性同时是主导文化的颠覆者，兼服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