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牡丹花开时节，洛阳城中的街巷、公园，到处都是赏花之人。今人赏花，喜欢用图片或视频记录美景，与朋友分享；古人没有相机，酷爱牡丹的他们如何赏花，又是怎样“留住”牡丹极致之美的呢？
　　
　　花月人称小洛阳
　　
　　谷雨要到了。这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意为“雨生百谷”。它和牡丹有关，牡丹有个别名就叫谷雨花。
　　

　　牡丹被称作谷雨花，出自清代顾禄的《清嘉录》。顾禄是苏州人，他在书中记述了江南地区的岁时风俗，其中称：“牡丹花，俗呼谷雨花，以其在谷雨节开也。谚云：谷雨三朝看牡丹。”在他看来，苏州人极爱牡丹，不仅池馆、寺庙多有栽种，哪怕一间小小的书斋，也会植上一二株以供赏玩。等谷雨时节牡丹盛开，主人还要置酒设宴，邀人游观，称为花会。
　　
　　苏州的牡丹，北宋时就从洛阳传过去了。宋仁宗在位期间，苏舜钦和欧阳修等人同在洛阳任职，见证了西京牡丹之盛。后来，苏舜钦因支持庆历新政被罢官，闲居苏州时建了沧浪亭，其中广植洛阳牡丹、扬州芍药等，成为当地有名的牡丹园。
　　
　　北宋末年，苏州人朱勔(音同免)在江南为宋徽宗搜求奇花异石，自己也借机在苏州建了同乐园，其中植有牡丹数万株，不少都是来自洛阳的名品。北宋灭亡后，南迁的洛阳人又将牡丹花种传至苏州，使得江南牡丹更盛。
　　
　　除了江南地区，洛阳牡丹传播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北宋末年，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记述了陈州牡丹与洛阳的渊源；南宋人陆游也在《天彭牡丹谱》中称，北宋时不少彭州人“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
　　
　　在《天彭牡丹谱》中，陆游仿照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记载了多个牡丹品种的出处。如文公红，“出于西京潞公(文彦博)园，亦花之丽者。其种传蜀中，遂以文公名之”；福严紫，“亦重叶紫花，……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来，谓之旧紫花”。
　　
　　当时，天彭牡丹冠于四川，每年赏花者云集，颇有京洛遗风，因此号为小西京。在《彭州歌》中，南宋人汪元量也称：“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
　　
　　至明代，洛阳牡丹传入安徽亳州，亳州牡丹盛极一时。清代时，山东曹州(即今菏泽)牡丹取代了亳州牡丹的地位，其中也有不少牡丹品种出自洛阳。
　　
　　梦中犹看洛阳花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后定都临安(今杭州)。他是个长寿皇帝，退位后住在德寿宫。一年正月元日，群臣前来祝贺，和以往一样头上戴花。杨万里在诗中写道：“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牡丹雍容华贵，象征繁华盛世。当时中原沦陷，朝廷苟安，这种戴花习俗反而更让人思念故国。也正因此，宋室南迁后，“诗俊”陈与义等都留下了寄托家国情怀的牡丹诗。
　　
　　陈与义是洛阳人，为“洛中八俊”之一，南宋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每每看到牡丹，总会想起有家难归的洛阳。在《牡丹》一诗中，他写道：“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因为曾经离乱，陈与义的诗风接近杜甫，成就很高。同样，他表达故国之思的词也写得很好，如在《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中称：“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朱敦儒和陈与义一样，也是“洛中八俊”之一，人称“词俊”。他年轻时在洛阳过着“花间相过酒家眠”的日子，留恋牡丹花开时的“满城沉醉管弦声”，到南宋后力主北伐，收复中原，对辛弃疾影响很大。
　　
　　陆游是朱敦儒的学生，曾居成都六年，见过不少彭州牡丹。在《天彭牡丹谱》中，他说天彭之花远不及洛阳，已繁盛如此，如果有一天朝廷收复两京，使“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那又该是怎样一番“动荡心目”的景象！
　　
　　这种对洛阳牡丹的“执念”，几乎贯穿了陆游的一生。晚年时，他还在《梦至洛中观牡丹繁丽溢目觉而有赋》一诗中说：“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其实不仅是在梦中，即使在现实中看到“洛阳牡丹面径尺”，他所想的还是何时才能收复故都。
　　
　　且留“牡丹倾国色”
　　
　　清人徐大镛有诗说：“牡丹倾国色，幽兰众香祖。人间极品花，凡卉非其伍。”历代有不少丹青高手对牡丹情有独钟，如东晋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绘有牡丹，北齐杨子华画牡丹也“极分明”。
　　
　　唐宋时期，牡丹画开始大量出现。如北宋书法家蔡襄在《梦游洛中》组诗中，就称“每忆月陂堤下路，便开图画觅姚黄”。
　　
　　蔡襄字君谟，出身福建农家。他20多岁就到洛阳当了西京留守推官，后来回到家乡担任泉州太守，与舅父卢锡一起主持建造了名满天下的泉州洛阳桥。
　　
　　泉州洛阳桥位于洛阳江的入海口，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蔡襄在家乡忆起当年的赏花盛事，就会打开画纸看姚黄，大概在他的心目中，牡丹也是西京洛阳的象征了。
　　
　　“倾国色”的牡丹又称富贵花，人们在画中常用牡丹代表富贵吉祥。如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欧阳修曾得到一幅古画，画中的牡丹丛下有一只猫，不知是何寓意。丞相吴公是欧阳修的亲家，他见画后说：“这是正午牡丹。何以见得？看猫的瞳孔如线，这是正午时的猫眼。”而正午满开的牡丹，则象征富贵全盛。
　　
　　明代才子徐渭性情耿介，画牡丹时爱用泼墨写意之法，以示不同流俗。在一首题牡丹图的诗中，他写道：“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在他看来，牡丹是光彩夺目的富贵花，而自己是“贫贱身”，只有泼墨写意才与自己的意趣相符。
　　
　　除了牡丹画，人们也喜欢用牡丹纹饰来留住“牡丹倾国色”。
　　
　　考古发现，文物中的牡丹纹饰始见于唐代，兴盛于北宋，这与当时人们对牡丹的推崇是一致的。
　　
　　洛阳古建筑上的牡丹纹饰分为木雕和砖雕两种，洛阳出土的唐代三彩罐、壶、炉等器物也多饰牡丹纹。相比之下，宋代三彩罐和三彩枕上所饰牡丹花朵硕大，色彩明快，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这既体现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地位，也反映出宋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