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战争与和平》
导语:在充满战争与和平演替、心灵求索的史诗般运行中,的确有一种冥冥之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命运规律”,它有充满道德意蕴的天,俯视着莽莽人寰,演绎着人世沧桑。

  《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思想: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
  
  《战争与和平》它歌颂和平,同时又描写战争,反映人民保卫自己祖国土地不受敌人凌辱的英勇精神。库图佐夫被描写成感悟到人民的意愿的人,“他能对当时的种种事态洞若观火,其根源就在于拥有纯洁而强烈的人民感情”。人民通过违背沙皇的意志的奇特方式,选择库图佐夫这位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库图佐夫知道,“决定战争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占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杀人的数量,而是不可捉摸的士气力量。”那种“被称为士气的东西”,有如“一条不可捉摸的神秘链条,它使全军同心同德,构成战争的主要神经”。
  
  库图佐夫不仅在聆听民心和“士气”,更在听命于隐藏在民心和“士气”之后深刻而宏大的东西,它贯穿“战争与和平”较量的漫长历程之中;它使俄罗斯人忍受了痛苦和牺牲,并且赶走了法国人;它使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滚滚大军在占领莫斯科之后,又仓皇逃遁;它藉人心之所归把库图佐夫这个臃肿倦怠的老人推上历史舞台;它让“库图佐夫演完自己的角色”时死去——因为“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库图佐夫死了”;它也就是在史诗的斑驳陆离的大千世界中隐隐闪现,左右着人们命运,使安年科夫当年惊叹不已的东西:“有一个情况最为奇怪,这里的人们好像是受着某种咒语的控制,那就是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任何一种设想、计划和希望。他们好像被一种不可捉摸的怀有敌意的力量驱赶着,从他们为自己设置的目标旁边疾驰而过,即使达到什么,也往往不是向往中的目标。
  
  任何个别人的意志都微不足道。拿破仑自认为,“他的行为动机是造福于人民,他自信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而实际上,“天意注定拿破仑充当了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而库图佐夫之所以无敌而伟大,正是由于他“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了上帝的意志”。
  
  在充满战争与和平演替、心灵求索的史诗般运行中,的确有一种冥冥之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命运规律”,它有充满道德意蕴的天,俯视着莽莽人寰,演绎着人世沧桑。
  
  “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这是《战争与和平》故事尾声中的结论。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中,在表达对战争的不满的同时,从人物的刻画和人物的命运上,描写了对人道主义的赞扬;而作为虔诚的说教者,他又强烈地宣传“不要用暴力和邪恶抗争”和“道德上的自我改善”等博爱主张。
  
  《战争与和平》虽然描写的不是农民生活,但是在描写战争与主人公安德烈之外,作者也塑造了很多其他的“悲惨”人物,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同情。这一切凸显了托尔斯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故事发生在贵族阶层,但很明显,受迫害的绝不只是小说里的贵族,受到战争迫害的也不只是主人公安德烈,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核心是博爱精神,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通过最后对每个人命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比如海伦, 她可以说是一个遭人唾弃的角色,行为放荡,不检点,因此,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始终没有逃离惨死的命运。但最后作者为她塑造的因为男人的选择而卧床不起的情节就是她自我救赎的一种表现,同时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每个人都有反省救赎的机会,不会因为这个人品行是否恶劣而失去这个权利。托尔斯泰说:“按基督的学说来看,真正的生命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在于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的融合。”而对于娜塔莎来说,即使是一个男性心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也充斥着作者对她的无限同情,虽然娜塔莎的命运不算糟糕,但因为婚姻而成为一个受生活左右的,失去女性享受生活权益的命运,同样使人们同情,也同样表达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托尔斯泰在对人物塑造的同时, 抒发了尊重女性权力的呼吁,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来关注女权,消除社会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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