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像（资料图片）

　　今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诞生1000周年。作为史学家，他在洛阳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足以彪炳千古；作为政治家，他的得失功过，人们历来品评不一。
　　
　　其实，无论是著史还是从政，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都是他的“朋友圈”。
　　
　　1 针锋相对欧阳修
　　
　　司马光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还是很有名望的政治家。
　　
　　北宋政坛的一大特点，就是文豪多，比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等，都曾与司马光同朝为官。他们可能政见不同，但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有共同的“朋友圈”。
　　
　　在这几人中，欧阳修年纪最大，资历最深。他生于公元1007年，比司马光大12岁，年轻时曾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并写下了历史上的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与富弼、韩琦等人一起推行“庆历新政”，欲改革吏治，富国强兵。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积极参与，成为改革派的中坚力量。
　　
　　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新政不久宣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诬为朋党，贬出京师。欧阳修作《朋党论》称“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结果也被贬出京师。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埋下了种子。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欣赏王安石，但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欧阳修曾因此被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这是后话。
　　
　　再说司马光。他尊重文坛领袖欧阳修，却也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宋英宗继位后，围绕濮议之争，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濮议之争的主题，就是宋英宗对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究竟该称皇考(即先皇)还是皇伯。
　　
　　宋英宗是宋仁宗的侄子，于公元1063年继位。当上皇帝后，对已故的生父濮安懿王怎么称呼，成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欧阳修时任参知政事，以他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该称皇考，掌管谏院的司马光等人则认为该称皇伯。于是，朝中官员分成两派，司马光和欧阳修在朝堂上针锋相对，论战一直持续了18个月。
　　
　　公元1066年，欧阳修起草诏书，确定称濮安懿王为皇考，濮议之争终于尘埃落定。为平衡两派官员，宋英宗心力交瘁，不久驾崩。
　　
　　公元1067年年初，不满20岁的宋神宗继位，开始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欧阳修因反对变法被贬，于公元1072年去世，享年66岁。
　　
　　2 亦友亦敌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生于公元1021年，比司马光小两岁。变法之前，他们是好友；变法之后，两个人成了政敌。
　　
　　他们的相识，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公元1060年前后。当时，名重天下的王安石应包拯之邀，入京担任群牧司判官，与司马光、吕公著、韩维成了同僚。这四个人“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称“嘉祐四友”。
　　
　　四人之中，王安石的个性最为鲜明。一天，群牧司内牡丹盛开，包拯特意设宴，请这几个下属饮酒赏花。司马光本不想喝酒，但怕扫大家的兴，也就勉强喝了。王安石则从头到尾滴酒不沾，谁劝也没用。
　　
　　王安石不仅脾气执拗，还不修边幅。他曾作《和王乐道烘虱》一诗，描述自己和虱子斗争的经历。对好友的这种“恶趣味”，司马光竟也欣赏得了，还戏谑地作了《和王介甫烘虱》一诗相和。
　　
　　公元1061年，司马光的堂兄司马沂去世，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就在这一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多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词。
　　
　　同样，司马光也对王安石评价极高：“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然而，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们翻脸了。
　　
　　宋神宗想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其为宰相，主持变法事宜，可是急功近利的变法遭到了朝臣们的反对。司马光曾三次写信，劝王安石废除新法，王安石则回了一封《答司马谏议书》，表明变法的决心。
　　
　　公元1071年，司马光退居西京洛阳，开始潜心编著《资治通鉴》。这期间，他为好友吕诲写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将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王安石不仅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数年后，新法推行不顺利，王安石辞官闲居。公元1086年，他得知司马光入朝拜相，数月内尽废新法，遂郁郁而终。
　　
　　3 最是无奈说苏轼
　　
　　苏轼出生于公元1037年，比司马光小18岁。在欧阳修、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些大腕儿面前，他就像一个学生。
　　
　　事实上，欧阳修就是他的恩师。
　　
　　公元1056年，苏轼和弟弟苏辙离开家乡，入京应试。到汴梁后，他们就成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座上宾。第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后来，他们又参加制举，宋仁宗欢喜地说：“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正是因为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崇，苏轼20多岁时便名闻天下。不过，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引发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激烈争斗。一边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一边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他该怎么选择呢？
　　
　　对苏轼来说，这道选择题不算难。当年他和弟弟苏辙参加科考，有人曾建议将他们黜名或降级，司马光则极力保举他们。他是对苏家有恩的人，因此苏轼选择了追随司马光，成为旧党的一分子。
　　
　　随着变法推进，反对变法的人纷纷被贬，苏轼也没能幸免。从公元1069年起，他多次被外放。数年后，王安石被罢相，闲居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则辗转密州、徐州等地。公元1079年，他到湖州任知州，在给皇帝的谢表中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人抓住把柄，被囚禁到御史台论罪，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在家闲居的王安石得到消息，上书向宋神宗求情，苏轼才保住一条命。最后，宋神宗将苏轼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公元1080年，苏轼奉命从黄州调往汝州，途中专程拜访了王安石。两个人相逢一笑，感慨万千。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高太后摄政。当时，司马光虽远离朝堂，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于是，他被重新起用，回到了权力中心。
　　
　　身居相位的司马光不惜一切代价，要将新法全部废除。这次，苏轼又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结果再次被贬。
　　
　　其实，无论是对王安石还是司马光，苏轼都没有成见。公元1086年，66岁的王安石去世。不到半年，68岁的司马光也病逝了。他们两个人的谥文，都是苏轼写的。（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