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经典之《诗经》
导语:《诗经》是黄河文化重要的经典之一,是我们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黄河流域产生的三部重要经典著作,分别是《诗经》《老子》《史记》,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学习这些文化精华。今天,我们先谈谈《诗经》。
  
  《诗经》编纂于洛邑
  
  西周、东周相继建都于洛邑(洛阳),设立大学、小学,大学共有五所,称天子五学,即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关于天子五学所开的课程,《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显然,《诗》是当时所开的课程之一。《诗》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著作,它被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河南大学教授陈昌远在《诗经溯源》中,提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由周王室的“守藏室”官员对那些面貌各异的作品进行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这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陈昌远说,《诗》在洛邑的定稿,是老子完成的。孔子入周问礼,抄录了这个定稿,以此来教育弟子,成为儒家的经典,被尊为《诗经》。
  
  《诗经》的内容与传承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其中《周南》《王风》是洛阳地区的民歌,《关雎》是《周南》的首篇,也是《诗经》的首篇。雅是洛邑“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音乐的“正声”。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春秋时期,《诗经》成了各诸侯国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在外交场合,贵族们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使人“温柔敦厚”。孔子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按照孔子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符合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的世界传播与时代价值
  
  从东汉到北魏,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洛阳太学学习。两《唐书》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等国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波斯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始于汉代,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士人无不熟诵《诗经》。古代越南李朝、陈朝、黎朝、阮朝的科举考试,均以《诗经》为主要科考内容。古代越南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诗经》名句和典故,某些典故还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东汉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半岛。唐朝时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规定《诗经》为官吏必读书之一。其后的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公元1728年,金天泽编纂的朝鲜第一部时调作品总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诗经》的编纂思想和经验。
  
  汉文在东汉或者更早时期传到日本列岛,在隋唐时期汉文在日本上流社会开始流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日文。《诗经》的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唐朝后期,日本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诗人纪贯之等人编纂的《古今和歌集》,其序言几乎是《毛诗序》的翻版。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到公元19世纪初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北美在公元20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向美国读者大力推介《诗经》,曾引起热烈讨论。清朝时,《诗经》通过万里茶道传到俄国,出现15种《诗经》译本。苏联时期,费德林等汉学家又将《诗经》用现代俄文重译,东欧各国也都出现了《诗经》的译本。目前,《诗经》正以几十种语言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成为世界汉学的热点。
  
  《诗经》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礼乐文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诗经》是黄河文化重要的经典之一,是我们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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